上回说到印度没有顺应本国的优势走向劳动密集型产业，反而走向了一条发达国家走的技术性服务产业，服务业占比却与发达国家趋同，实现“跨越”式发展，印度到底为何会形成如此特殊的产业结构的呢？

其实，只要我们仔细审视印度的政治经济发展史就不难发现，与其说印度主动选择，不如说印度是因为种种限制而被迫走上了这条与比较优势背道而驰的发展道路。

与零星的高端服务业和野蛮生长的非正规服务部门相比，工业制造，哪怕是看起来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土地征收、劳工制度、基础设施和营商环境的要求反而更高。这也是为什么虽然印度用工价格低廉，但是却依然难以把劳动力成本优势转化为优势产能的原因。

毕竟，面对遥遥无期漫天要价的土地征收、冗员无数尾大不掉的劳工体系、供应短缺价高质低的基础设施、权力寻租无心发展的官员，再低的用工价格也无法补偿巨大的隐性生产成本。

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不涉及大量的土地、劳工问题，对交通能源基础设施要求也比较低（比如呼叫中心靠自备电源和电话线就能营业，不需要考虑交通网络、港口物流等问题），因此反而就成了“门槛较低”、“易于发展”的行业。从这个角度上说，印度发展制造业面临的核心挑战在于如何激活和利用其资源禀赋，从而在国际经济竞合中更好利用其内生的比较优势。

莫迪的“印度制造”战略实质上就是印度工业的“补课”之举，因为当政者开始意识到没有坚实的工业基础，仅仅靠服务业和高端产业根本不可能撬动印度这种10亿人口级别的经济体走向现代化。因为这种“补课”的本质，“印度制造”战略的重点恰恰在于产业政策之外。

根据新思界产业研究中心发布的《2017印度投资环境研究分析报告》显示，虽然印度政府在“印度制造”的框架下明确列出了汽车、电器、通讯、电力等十几个重点扶植的产业，但是比起这些具体的产业政策和行业指导，更重要的是印度政府在工业生态和营商环境方面的改革，毕竟长期限制印度制造业发展的主要桎梏并非产业因素。换句话说，莫迪政府在土地、劳工、税制、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改革举措构成的广义“印度制造”战略才是真正决定印度工业化进程的核心关键，其重要性高于涉及具体产业的狭义“印度制造”。

目前，印度的劳工改革和土地改革因为政治阻力过大，莫迪已经基本放弃在联邦层面推动改革，转而在个别邦——例如古吉拉特邦、拉贾斯坦邦——采取试验性的改革政策，再用改革取得的早期收获在其他邦推广改革。

新思界分析师认为，仅在“印度制造”战略实施一年不到的时间内，印度就取代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外商直接投资接收国。作为一个10亿人口级别的经济体，印度一旦成功实施工业化，将会为世界带来一波足以与中国崛起媲美的巨大机遇。尤其是在全球经济震荡调整的大背景下，印度巨大潜力被寄予的期望又被再次放大，受到众多投资者的追捧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事情，但是莫迪政府真的能够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吗？“印度制造”的美好预期何时才能实现呢？所以投资者应该审慎行事，小心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