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能过剩，资金雄厚，科技发达等这些因素成为了很多中国投资者，进入印度市场的重要原因。据了解，印度十几亿人口的巨大消费市场、平均年龄25岁的廉价劳动力资源等成为中国企业看好印度的理由。

然而，历史上延续了大几十年的战争纠葛、政治恩怨、民族情绪，导致中国对印度的了解非常粗浅，乃至经常误解误读。无论学术界还是媒体界对印度的研究与理解的程度，远不及两大国之间应该具备的基本要求。

以法条的普及性为例，我们几乎穷尽翻译了英美几千部法律，但至今，除了《宪法》、《公司法》之外，印度的基本法律被翻译过的不会超过五部；以留学趋势来看，我们有几万法律人留学过英美，但至今，到印度学习法律的人，不过寥寥七八人。

印度是一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历史悠久的特殊国度，同时又处于社会急剧转型和经济改革开放加速的大时代，两大宗教的冲突、东西方文明的碰撞、传统与现代的拉锯都会在法律层面上聚焦显现。这些因素也导致了印度法律的复杂性、悖论性和不稳定性。

国际投资贸易规则基本是在特定的法律环境下，中国企业到海外投资，在市场准入、权力与权利的获得、经营行为规范和权益保障等方面所能依赖的最重要的力量和手段。鉴此，和参与游戏之前务必理解游戏规则相同的道理，了解投资国的法律体系是海外投资企业人士的必修课之一。

通过媒体、影视、小说等，我们往往都潜移默化地被“科普”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法律体系，然而，近乎贫瘠的了解印度法律体系的渠道与体裁使得绝大多数的企业人士在踏入印度之前，对印度的法律体系毫无概念，甚至很多情况下总是试图将中国法的规则生搬硬套到印度的大环境下。

印度法律体系的效率性风险。“中国效率”是中国经济的代名词之一，“高效率”也自然是中国企业海外的绝对竞争优势之一。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印度社会的农耕结构与封建遗绪对印度效率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农耕社会的不紧不慢、封建社会的繁文缛节、官僚办事拖宕都不折不扣地反映在印度的立法、司法、行政体系上。例如中国银行印度分行设立一事，早已不存在经济价值取向、投资管控政策上的障碍，此事的“抓紧落实”也写入两国最高领导人会面时的备忘录中，但印度官僚体系下的各种法律程序，让该事项来来回回折腾了五六年之久。

又如，印度的普通法体系是英国人在几百年前对印殖民期间直接予以嫁接的西方农耕时期的程序。因为没有审判期限，一个案件开庭几十回、拖上几十年是司空见惯的。世界银行每年度的科学调研数据均显示“孟买法院审理经济案件的结案时间是上海法院的两倍以上”。印度法院历年积压的案件高达30万件，若按现有的审判速度，单就积压案件仍需四、五百年的时间才可能清理结案。

新思界分析师认为，中国企业在投资印度、计算成本时，往往忽略了这种“效率性的时间成本”。从限制行业的准入审批、日常经营证照的获取、维权诉讼等与法律程序效率相关联的事项会占很大的比重，一旦忽略这种时间、效率的成本，往往就会大幅削弱竞争力和利润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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