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对于财政资金再分配的方式有很多，其中重要的一项便是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旨在通过政府对财政资金的再分配,促进区域间经济的均衡发展,实现公共服务水平的均等化。

在中国国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在很大程度上被当做了央地谈判的筹码,而背离了该制度的初衷,因此难以兼顾社会公平,间接或直接地损害了社会的公平正义。那么印度的央地财政转移支付具体又是如何进行的呢？

所谓常设转移（General Purpose Transfers），即FC按照一定公式，将各邦的几个关键指标加权计算后（加权比例为，人均收入占50%，人口占27.5%，面积占15%，森林面积占7.5%），向印度中央政府建议的可以从特定的税收池（中返还给邦政府的税额，用途不限。

不过，由于某些地区的某些方面过于落后，比如教育、医疗、农村就业等等，常设转移并不能很好地改善这方面的福利，所以印度中央政府又设置了特设转移（Specific Purpose Transfers）。与常设转移由FC主持并递交中央财政实施不同，特设转移往往由中央政府各部委主持，直接对接地方下级部门。

2016-17年间，特设转移项目共计73个（28个中央赞助计划以及45个部委赞助计划），其所用资金总额占转移支付总额的28%，GDP的1.8%，其中仅5个计划，国家农村就业保障、国民健康任务、基础教育、农村公路和住房安置，就占特设转移支付总额的66%。但是，这种出发点很好的特设转移，在设计与运作中却出现了很多问题。

以基础教育项目为例，每个邦都需要为42种不同的补助项目编制行动计划，包括教师工资、教科书、教师培训制服、交通、寄宿学校和图书馆等。拨款在一个由教育部设立的委员会主持下分两笔发放，第一笔在预算批准后给出，而第二笔则需要在邦政府提交了一系列与支出有关的证明材料（比如发票）后才能发放。

而讽刺的是，在地方政府好不容易折腾完了第一笔款项并备齐相关支出证明递交给委员会后，后者又往往因为预算削减或其他意外增加的支出而“放鸽子”，所以，地方最终获得的总拨款往往要比最初批准的数额低得多。不仅在教育方面，在卫生医疗方面类似的现象同样存在。

上面这则案例，起码就暴露出印度这种特设转移支付的几个问题：第一，特设转移的计划太多太繁杂，层层嵌套，比如2016-17年28个中央赞助的特设项目中，仅基础教育一项下面就包含42个小分项，而每个小分项都需要一笔转移支付款。

第二，项目层级的繁琐，不仅摊薄了转移支付的实际效果，还使整个流程的手续极其复杂。由于特设转移的申请主要由地方首先起草再经由中央审议，每个地方政府显然都希望尽可能多地从中央“薅羊毛”，但中央财政毕竟财力有限，所以，特设转移往往最后沦为各地方政府间的“公文锦标赛”。甚至更粗暴地说，在这种机制下，扶贫不是最重要的，花钱才是最重要的。

更具体地，基础教育和医疗卫生名列前茅的喀拉拉邦（Kerala)获得的特设教育转移支付额与基础教育最落后的比哈尔邦几乎一样，这显然是不合适的，对喀拉拉邦显得太多，对比哈尔邦又显得太少。而且，地方政府常常用特设转移来取代其原有支出，这一方面使其对特定项目（比如教育）的支出并没有增加，另一方面，客观上相当于解放了一部分“被锁住”的财政资源（用特设转移支付的款项置换自有财政资源，因为特设转移只能用于特定目的，而地方自有财政收入则不受限），所以财政分权的“财政联邦主义”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发展。

第三，如前所述，即便地方准备好了各种支出证明材料，中央政府也常常出于各种原因“放鸽子”。同时，手续的繁杂带来的官僚主义与贪腐问题在所难免，这共同导致，特设转移支付中的核定拨款往往与实际拨款有很大的差距。

新思界分析师认为，这三个问题导致的后果是，地方之间的发展差距很可能不仅没有因财政转移而改善，甚至反而进一步恶化。更富裕的邦各方面的人均支出都更高，而落后的邦各方面人均支出都更低。从两种转移支付方式的构成来看，近年来，常设转移占比日渐提高，据印度财政部刊发的数据显示，2017-2018年，常设转移占转移总量之比已达75.5%：由于常设转移的款项用途不受中央政府约束，因此，转移支付中常设转移占比的增加，在一定意义上也意味着财政分权的进一步发展，地方政府正获得越来越多的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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